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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下导致唐朝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发起者——安禄山的另一面。
这并非是兰台刻意要吸引眼球，而是因为大众对安禄山和唐玄宗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区。
在许多人眼中，安禄山是个典型的“奸臣”，凭借拍唐玄宗马屁才一步步爬升，最终成了节度使；而唐玄宗则被描绘成一个昏庸的老帝王，任由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些“奸臣”玩弄于股掌之间。
然而，这种看法过于简化，接近刻板印象，实则远离历史的真相。
唐玄宗为何会如此重用安禄山？这并非如李林甫所想，担心边将进入中枢危及自己的利益而故意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实际上，唐玄宗的决策背后有着复杂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关键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唐朝的传统“兵募和府兵”的作战方式，已经逐渐不再适应新的形势。
展开剩余79%所谓“兵募和府兵”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唐朝边疆没有常备军，必要时才会强制征召百姓入伍，这种方式被称为“兵募”。这种兵力动员的特点是用府兵制度下的勋官带领临时征召的民众组成军队，集中训练几个月后，再由中枢派遣大将出征作战，战后则迅速解散。
然而，唐太宗和唐高宗时代不断开疆拓土，唐朝在北部边疆的扩张已经达到与吐蕃等草原大国“面对面”的程度。这种曾经灵活有效的作战方式，在长时间的边境摩擦中显得力不从心，逐步从进攻转向防守。
正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言：“唐室之兵威，至高宗时已开始衰退。”
他还指出，唐太宗的雄心让唐朝开疆拓土，但这在后期逐渐暴露出问题，特别是唐高宗之后，唐朝的军力开始逐步走下坡路，边境局势也愈加复杂。唐玄宗继位后，面对草原各大势力的频繁冲突，他只能通过加强边防来应对，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吕思勉的分析有其道理，唐朝原有的兵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边境防卫需求，而安禄山作为一名“胡将”，掌握多种语言，精通边境事务，成为了合适的人选。
唐玄宗重用安禄山的第二个原因，是唐朝最大的威胁来自西北的吐蕃。为了应对吐蕃，唐朝实施了“西重东轻”的战略，把大量兵力集中在西北，而对东北的契丹、奚族则采取守势。
早在开元二年，就有大臣上书警告唐玄宗，表示西北的征兵已经使关中壮丁所剩无几：“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关中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晓勇，远资荒服。”
从唐玄宗“十节度”的兵力分布来看，负责与吐蕃争雄的四镇兵力达26万，占全唐朝机动兵力的55%；而安禄山所辖的范阳、平卢两镇的兵力仅为12万，占总兵力的26%。
若算上剑南节度的兵力，总兵力用来与吐蕃抗衡已达到惊人的30万。
然而，在安禄山担任范阳节度使之前，唐朝北部边境并不安宁，契丹和奚族频繁侵扰。唐朝并无足够兵力应对，唐玄宗只能通过和亲策略缓解压力。
唐朝共有18位公主嫁给了草原部落的酋长，其中唐玄宗时期就占了9位，而其中7位都嫁给了契丹和奚族的酋长。
但是自从安禄山担任范阳节度使后，唐朝再没有和契丹、奚族和亲。安禄山不仅成功守住了河北边境，更通过不断打击契丹和奚族，逐渐将其逼退。
他主要依靠范阳镇9万人的部队，几乎没有额外增加太多开支，却在东北“开疆拓土”。
更值得一提的是，安禄山在河北的军费开支相较剑南节度使更为节省。根据史料记载，范阳镇每年养军的费用比剑南节度使还要低，反而在保持较低成本的情况下，安禄山的部队表现出了极高的作战效能。
因此，安禄山能够获得唐玄宗的宠爱，根本原因在于他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好的回报，成为当时最有效的边防将领。
事实上，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都因其各自的专长而被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擅长理财，甚至能一手操作算盘，而安禄山则凭借其对边防的卓越贡献，屡屡获得唐玄宗的青睐。
若非“安史之乱”，安禄山无疑会成为唐朝节度使中的佼佼者，取得更为显赫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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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管彦波，《贵州民族研究》2006.6；
《安史之乱背景分析——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安定》，李飞，《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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